第1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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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性

    犹太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民族文化，但这一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意味着否定自身所具有的“世界性内涵”，也就是说犹太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同时也是一种“世界性特质的文化”。当然，“世界性特质”与“世界性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具有了后者的某些品质与表象而已。犹太文化的“世界性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交往的世界性。从历史的角度看，犹太民族恐怕是交往最频繁的民族。远古时代，犹太人与西亚地区的迦南人、亚述人、腓力斯人、巴比伦人等广泛交往。交往的结果使犹太教从其他地域宗教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神教。此后，犹太人作为被征服者又与希腊、罗马文化有了交往。经过长期的接触、融合与扬弃，最终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一起孕育了基督教文化。公元1世纪，犹太人被驱逐出巴勒斯坦，“大流散”把他们卷入了一种强制性的交往之中，从此，“地球成了他们的祖国”。这种特殊的历史遭遇，使犹太人的交往活动远远超越了其他民族。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的犹太启蒙运动堪称为意义深远的一次历史大交往。犹太人第一次勇敢地去打破民族文化的藩篱，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学习、吸取近代科学文化的洪流之中，并以“重筑犹太教”“培养科学精神”为口号，力图使犹太文化成为一种“可塑的、始终适应环境的有机的民族文化”。这次具有现代化特色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离不开历史交往。启蒙运动的诱发力，正是在历史交往过程中使犹太人通过对比自身的民族文化与日益发达的西方文化而产生了一种空前的危机感；而这一运动开展的结果又促成了犹太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历史交往。

    频繁的历史交往对犹太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首先，历史交往保证了犹太文化的传承，也丰富了犹太文化的内涵。历史交往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任何一种文明都必须保持一种开放性特质，在广泛的交往中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与文明成果的聚合与延续。犹太历史充分证明了历史交往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推动力。试想，如果犹太人仅仅囿于巴勒斯坦的弹丸之地而不与其他民族交往，那么犹太文化就绝不会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特色的影响深远的文化。犹太历史的显著特征就是不断迁徒、不断流散，在持续移位的过程中广泛地汲取了其他文化因素。进入大流散时代后，犹太人与其他文化的交往更为广泛。犹太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地中海区域，特别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交融与结合，孕育了犹太文明中的一大瑰宝——活跃于8～13世纪的塞法尔迪文化。犹太文化与日耳曼及斯拉夫文明的交融又产生了犹太文化的又一分支——意第绪文化。近现代以来，犹太文化适应了人类现代化进程，在美洲大陆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美国犹太文化。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以色列国家的建立，犹太文化的主体又回归以色列，成为以色列新国民文化的精神支柱。可见，从犹太文化的最初发源到后来的历史演变，始终都是在与非犹太文化的冲突与融汇中使自身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从而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并以其特有的风貌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总之，犹太文化在与异质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既冲突又吸纳、既分裂又融合的文化关系，犹太文化成果在这种关系中得以保持与延续。由此看来，世界性既是犹太文化的特征与表象，也是犹太文化不断超越自我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长期影响世界文化的必要保证。

    其次，历史交往促进了民族特征及犹太精神的形成。而这种精神的产生与发展同犹太民族广泛的历史交往密不可分:一方面交往为民族精神的产生与凝练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与异域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交往本身就是促发民族精神的重要驱动力。犹太民族商业特性的形成则印证了这一观点。

    古希伯来人在进入迦南以前，一直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正是迎南地区独特的环境孕育了他们的从商意识。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迦南地区东邻两河流域，北接欧亚腹地，东南为阿拉伯沙漠，西南是非洲大陆，为历史上最早的商路交汇之地。当亚伯拉罕率领希伯来人进入迦南之际，该地的文化远远先进于希伯来文化。形形色色的迦南人已建立许多小型的城邦国，掌握了农业技术和冶炼技术，手工业也很发达。各城邦国兴建的城市和城堡则是一个个贸易中心。迦南人频繁的贸易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尚未定居的希伯来人，他们中有些人逐渐放弃了畜牧业与农业，介入当地的贸易活动中。此后，随着迦南社会的发展，犹太人的贸易也日益扩大，到所罗门时代，犹太人的贸易伙伴已遍及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印度和非洲等地。由此可见，与迦南人的历史交往，对犹太民族商业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希伯来人定居迦南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游牧部落向定居农业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希伯来人的商人基因同迦南地方商业特性相吻合的过程”。如果说远古时期的犹太人还是以某一块固定的地域为中心从事贸易活动的话，那么，大流散把他们赶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总体而论，他们不再同任何地方的固定市场有过于密切的关系，四处流散的生活决定了他们成为国际贸易的承担者。在流入欧洲以前，绝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阿拉伯帝国境内，可以说，伊斯兰教的兴起使犹太商人获取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由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长期对峙，特别是由于在东西方贸易的核心地区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两大帝国——信仰基督教的法兰克王国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双方常因商业利益而大动干戈，不同宗教背景的商人彼此都不敢进入对方领地，欧亚之间的贸易几乎中断，而犹太人则顺理成章地扮演了东西方贸易的中介者。当时的犹太人活跃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拜占廷、巴勒斯坦、埃及、威尼斯等地，“他们在地中海和洲际贸易中起着极为活跃的作用，并作为国际商人而首次出现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他们在各大港口都设有自己的“代表”，组成了一个排除异己、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保证了长途贸易的顺利进行。

    可见，正是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犹太人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孕育和发展其商业特长的机遇，也正是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对钱产生了特殊的感知与认识，钱成了他们的“防卫机制”与“生存保险”，成为他们进入外部世界的“入场券”。

    第二，文化内容的开放性。犹太人在长期历史交往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就是作为民族主体，既能抵御外部社会的强大压力，又能摆脱来自方方面面的迷人诱惑，而保持其民族认同感。就文化层面而言，就是作为一个缺乏“地域疆界”的民族较为成功地把守了自己的“文化疆界”，并不断丰富其内涵，从而实现了民族文化的“闭合性”与“开放性”的统一。“闭合”与“开放”本为一对相互排斥的范畴，也是任何民族在其发展中都难以回避的一种矛盾现象，犹太民族作为一种缺乏“根基”而又不甘沉沦的民族，其文化极需要闭合，只有保持民族传统的闭合性，犹太文化的主流才能弘扬，民族特性才能延续，才能使四处漂泊的犹太人面对同化压力，仍然拥有一方属于自我的阵地。一旦失去了这种闭合性，犹太民族必将同其他许许多多消失在文化歧途上的民族一样，走上一条由同化到消亡的衰败之路。正因为如此，犹太文化曾长期被视做一种保守的“闭合性”文化。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它只看到了犹太文化“闭合”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开放性的一面。

    在公元2世纪以前，希伯来文化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圣经》中。由于《圣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再加上为了树立民族独尊地位的需要，希伯来人力图使《圣经》神圣化、经典化，从而使《圣经》成为闭合性的、名副其实的“圣书”。而《圣经》越是“成圣”，它与实际生活之间的鸿沟就越拉越大。因此，时刻都在寻求发展的犹太人急需一种“准圣经”在神与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子孙后代制定一套行为准则。于是，在公元2世纪～6世纪之间，流落在巴比伦的犹太社团就集中本民族的宗教贤哲与思想精英，编纂了洋洋250万字的犹太口传律法集，即《巴比伦塔木德》。《塔木德》不仅对传统的犹太律法加以阐释，而且内容极为广泛，包括神话故事、祖先传说、历史沿革、民俗风情、天文地理、医学、算术、植物学、历史学等诸多方面。通俗、简洁、适用的《塔木德》和《圣经》一起构成了犹太教育的蓝本。《塔木德》的问世，正体现了犹太民族的开放性心态。

    犹太文化的开放性还明显地体现在对异质文化的态度上。早期的希伯来文化就是在广泛吸取四邻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巴比伦之囚”时期，希伯来人接触了较为先进的巴比伦文化，他们在很多方面学习了巴比伦人的生活方式及教育体制。与希腊文化接触后，犹太知识分子又掀起了学习希腊文化的热潮，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古希腊哲学与古希伯来哲学的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犹太希腊化哲学”，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文化。在散居欧洲的过程中，犹太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虽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相融的现象还是随处可见的。近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与教育的发展，犹太人突然发现他们正面临一种不可忽视的新知识的挑战。如果犹太文化想在精神方面继续得到尊重，那么，就必须把现代哲学纳入他们的有关上帝、世界、理性及人的本质等问题的思考之中，就必须使犹太人广泛吸取传统之外的新知识，投身于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于是，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大力鼓吹世俗思想，企图通过大范围多层次的现代化、世俗化教育，使犹太人了解西方文化，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与此同时，还要深刻反思民族文化，提炼犹太教信仰，清除自中世纪以来弥漫于犹太宗教学说中的谬误与虚妄，消除文化孤立主义，弥合在精神与文化方面与西方文明社会的差距，“最终塑造出在思想与文化方面能适应整个欧洲社会的新型的犹太人”。在这种背景下，犹太启蒙运动及犹太教改革应运而生，犹太世俗文化也迅速兴起。

    第三，文化影响的普遍性。在保留开放性特点的同时，犹太民族文化对异质文化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三大神教在教义、礼仪和信众行为规范方面的继承关系便是最突出的一点。希伯来文化不仅较为合理地对待神圣与世俗、信仰与功利、传统与变革等思想范畴，实现了本体文化的丰富与完善，而且为如何处理本体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往关系树立了典范。

    希伯来文化对欧洲知识界和思想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时期，英、法、意、德等国曾一度掀起了学习希伯来文化的热潮，几乎所有的宗教改革家如伊斯拉漠、加尔文、马丁·路德等都曾潜心研究希伯来语。这一时代是不同思想交汇影响的时代，是人类文化交往史上的一次奇迹，而广大犹太学者承担了文化交往的中介者及推动者的角色。

    近现代以来，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犹太精英层出不穷的现象也是犹太文化世界化品质的一个反映。由于散居于世界各地，犹太文化常常表现为一种无国籍的文化。它一方面具备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与特定内涵，另一方面在表现形式、内容及影响上又明显地超越了民族文化。以犹太文学为例，犹太作家不仅有大批希伯来语及意第绪语作品，还广泛使用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非本族语言写作，所以，如果按照国别与语种的不同，犹太作家又可隶属于不同的民族文学之列，他们的作品一方面归属于犹太文学，另一方面又归属于各居住地文学。

    犹太文化之所以能在人类文化史上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其生命力与影响力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自身的世界化品质。波兰犹太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斯宾诺萨、海涅、马克思、罗莎、卢森堡、托洛斯基和弗罗伊德等犹太伟人的思想形成脉络，他认为这些人虽然被称为异端，但犹太传统已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他们的思维模式及处事方法是“非常犹太的”。但是他们绝不仅仅局限于闭塞、陈腐的古老传统，而是急于寻找超越犹太人的理想与事业，接受现代世界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最新观点。他写道:“作为犹太人，他们的‘超前’优势恰恰在于生活在不同文明、宗教和民族文化的交界线上，他们诞生和成长在不同时代的交替点上。他们的思想成长在最为扑朔迷离的相互沟通、相互滋养的文化影响之中，他们生活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隐蔽处和偏僻角落。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既在其社会之中又超然其外，既属于它而又超乎于它。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创造了超越其社会、超越其国家、也超越其时代和同代人之上的思想，才使得他们的精神能遨游在宽阔的地平线上，遨游向遥远的未来。”

    一、传统节日

    犹太新年

    虽然大节期为期仅三天，包括两天的犹太新年和赎罪日，但从犹太新年前一个月即以祿月开始，已经有一连串的礼法和习俗，直至赎罪日结束为止。这段期间的重心是悔罪，是犹太人承认过犯、求赦免和立志不会重蹈覆辙的时机。拉比明白到自我省察和彻底改过的困难，因此特地制定了四十天的节期，让节日的气氛可以逐渐建立起来，在赎罪日达至最高峰，让人们在这天专注于禁食和悔罪。

    节期的高峰是从犹太新年为始的十天悔罪期

    直至赎罪日结束。在这段期间，人们有机会借忏悔、祷告、善行和捐献去影响神的心意。

    大节期是从以祿月开始。按阿甚肯纳茲人的传统，在这一个月的自我省察期间，除安息日外，每天早上都吹响羊角号，呼唤众人开始悔过。此外，这月份的先知书读经集中于安慰人心的信息，承认个人挣扎求变的软弱无奈。在犹太新年的前一个星期，当传统犹太人开始反复吟诵悔罪祷时，节日的气氛就变得更加浓厚。在犹太新年前一天的安息日，悔罪祷在午夜吟诵，而非在惯常的清晨时分。

    犹太新年不仅记念神创造天地，也思想到末日的审判。除安息日外，所有聚会都以羊角号的角声为标记。按中世纪犹太教神学家迈蒙尼德的说法，角声像在呼唤:“苏醒吧，你们这些沉睡的人……反省你们的行为，报之以痛悔，纪念你们的造物主。”人们相信此刻是他们危急存亡的关键，生死系于他们悔改的心志，只有那些坚决悔改的人的名字才能被刻在“生命册”上，这是犹太新年礼仪的重点。

    犹太新年与赎罪日之间的安息日被称为回归或回转的安息日，命名是出于先知书选读的一段“以色列阿……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历史背景

    虽然新年在犹太人的生活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令人诧异的是希伯来文圣经并没有记载这个节期。圣经中惟一提及犹太新年的地方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以西结书，所述的背景并非指某个节日，而是一年中的某个季节，即一年之始，或可理解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尼散月。犹太历法其中一个特别之处是在七月而非一月庆祝新年。

    无论如何，圣经提到在七月的第一天有一个主要的节日，不过这节日看来不是新年。律法书规定在七月初一，即赎罪日的十天前，人们必须守圣安息日。这一天的特色是完全不可劳碌并吹角作纪念。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回归后，这个日子似乎变得更为重要。第一批按波斯王古列的法令回归的犹太人抵达耶路撒冷后，不久便庆祝住棚节，似乎是在七月初一那天。在大概一世纪后，犹太人历史里的其中一个戏剧性时刻，文士以斯拉在七月初一聚集以色列人于耶路撒冷城水门前，向他们念律法书。虽然他宣告这是欢欣和吃喝的一天，但此处的叙述再一次带出其后的住棚节。事实上，住棚节正是在新年的两星期后。

    虽然犹太人能从被掳回归，但大部分人仍然留在巴比伦。或许是受巴比伦的影响，七月最终成为一年之始，然而也有迹象显示这是受一些有关订定年份的古以色列习俗所影响，公元前十世纪的农耕历以秋收作为一年的开始。虽然大部分的圣经节期如逾越节、初熟节、住棚节都与以色列的耕作有关，但庆祝七月初一却与农耕历拉不上什么关系。事实上，每个新月都是一个该守的日子，但为什么偏偏一年中的第七个新月却须特别庆祝？这个问题直至拉比时代才得以解答。《密西拿》举出每一年里其实有四个新年，第一个新年是帝王的新年，在犹太历一月初。这是用以计算犹太统治者执政的年号；此外，这一天也是节期的新年，因此，许多讨论节期的书籍都会首先讲解逾越节，以此为一年中的第一个节日。第二个新年是献牛犊的新年，在犹太历六月初。第三个新年是民间的新年，在犹太历七月初，也成了宗教性的新年，亦用以计算安息日、禧年及种植周期。第四个新年是树木的新年，在犹太历十一月初。

    《密西拿》指犹太新年是天地万物站在神的审判席前的一天，按这传统，神在新年那天打开三本书。第一本书载有义人的名字，来年可继续生存；在第二本书里，作恶的人被定死罪；而第三本书载的是生死未决的人，换句话说，是大部分的人。他们的名字暂时被记在这里，而他们来年的命运取决于未来十天悔过期的表现，直至赎罪日为止；因此犹太新年也被称为审判日。

    由于人们习惯在犹太新年吹羊角号，所以它又被称为吹角日，这是既欢欣又庄严的一天。犹太新年与农耕或历史并没有关联，所以拉比把一些本来无法确定日子的事件跟新年拉上关系。他们从羊角在仪式中的重要性，推断它跟创世记廿二章以撒被捆绑时公羊出现在树丛的事件有关。事实上，这段经文正是这个节期必读的经文之一。此外，有些拉比尊这天为“人类受造日”及其他圣经主要大事的周年纪念。

    虽然犹太新年的有关仪式经历了许多演变，节期的概况和重要性从拉比时代至今都改变不大。无论如何，其中一个为人熟悉的礼仪是从中古时代流传至今的除罪礼。

    犹太教看新年

    犹太新年是一个既欢欣喜庆又略带忧思的节日，庆祝一年的终结和新一年的开始──时间的周而复始。

    拉比在《塔木德经》里提出一个见解，认为犹太新年与神创造的第六日，即造人的那一天吻合。按这个见解，犹太新年是所有人的生日，但毋庸置疑，每个人总会庆祝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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