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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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出的犹太哲学家——莱维纳斯

    莱维纳斯1906年生于立陶宛一个犹太小资产阶级家庭。莱维纳斯十二岁时，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23年，全家迁居法国，莱维纳斯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学习，开始了他的哲学生涯。在斯特拉斯堡求学期间，最令他庆幸的是，他遇到四位对他一生具有重要影响的老师，他们是:查尔·布隆代尔、莫里斯·阿勒勃·瓦克斯、莫里斯·波拉狄纳和亨利·加尔特隆。莱维纳斯认为，这些可敬的老师是真正的人，“正是与这些老师的接触，向我揭示了那么多知识，向我揭示了智慧、正直的伟大道德，展现了法兰西大学教育特有的明晰与简洁”。在大学学习期间，他还对涂尔干的社会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产生极大兴趣。大学学习结束后，他已决心以哲学为生。

    只是在接触了胡塞尔现象学之后，莱维纳斯才真正发现以哲学为生、而又能不陷于教条体系的意义。在斯特拉斯堡，他与同学佩伊费共同翻译了胡塞尔的《笛卡儿沉思》一书，这是胡塞尔在巴黎现象学讲座的讲课稿。为准备高等学业论文，佩伊费还向他推荐过《逻辑研究》一书，他认真而又耐心地研读这部艰深难懂的著作，逐渐发现、领会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要精神，为之沉迷。1928年，他赴德国弗莱堡，直接从师胡塞尔，当时胡塞尔讲授的课程主要有“现象学心理学”“主体间性的构成”等。

    如果说，胡塞尔是莱维纳斯有意寻找的思想导师，那么，在弗莱堡，海德格尔是他有幸碰到的。那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已经发表，这部巨著对莱维纳斯的启迪与影响是长久、深远的。多少年之后谈到这本书时，他仍然会流露出难以尽述的欣赏与倾慕。他认为，《存在与时间》是可以与柏拉图的《斐多篇》、康德（i.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等相媲美的盖世佳作。海德格尔思想的产生是二十世纪的重大事件，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不能不吸收海德格尔的思想。莱维纳斯曾经回忆那个时期海德格尔使他着迷的情况:“海德格尔确实使我着迷。那时，如要下午听他的课，我必须上午就得占位置。那真是《存在与时间》的时代。那时人们绝对不会想到几年以后他会采取那样可悲的政治立场。由于海德格尔，我参加了他与《启蒙哲学》的作者卡西尔的会谈。这次会谈确实是一个思想高峰。我还记得海德格尔身穿登山服，卡西尔穿着比较传统，但却给人以特殊的印象。我记得他那一头白发显得异常高贵。卡西尔在谈话中对海德格尔的‘在世的存在’做了许多比喻，海德格尔讲了很多有关康德的评论，我为卡西尔的勇气，也同样为海德格尔的从容、镇静而深深震动。”

    莱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崇敬一直保持至今。但是，海德格尔1933年与纳粹的合作却是莱维纳斯不能忘记的一页黑暗历史。承认我对海德格尔的仰慕，常常使我感到羞愧。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1933年的事情，即使那一段时间很短，即使他的许多有地位的学生都忘记了这段历史。而于我，那是不能忘记的。那时，人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当希特勒分子……人们可以原谅许多德国人，但有的德国人却很难让人原谅。海德格尔就难以让人原谅。对海德格尔的这一段经历，莱维纳斯态度始终明确，只不过比起让凯勒维奇对海德格尔持彻底否定态度的学者们，他还是不放弃对海德格尔学术成就的肯定，也不愿意否定海德格尔的理论天才及海德格尔在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930年，莱维纳斯回到法国，加入法国籍。从1923年踏上法兰西土地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具有悠久优秀文化传统、能够容纳各方异族来客的国家。他说:“她（法兰西）使人发现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可以凭藉精神和心灵——犹如凭藉种族——完全属于她。”这种热爱伴随着他走上漫长、艰苦而又独树一帜的哲学研究道路。这一年，莱维纳斯年仅二十四岁，发表了在法国现象学思潮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一书。这部著作是献给他导师的礼物。莱维纳斯始终如一忠实于胡塞尔现象学严格的科学方法，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思维方法。1932年，莱维纳斯又发表了法国第一篇研究海德格尔的文章:《马丁·海德格尔和本体论》。这篇文章刊登在《法国和外国哲学研究杂志》上。这篇文章后来经过莱维纳斯的修改、整理而汇集成《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一起发现实存》一书，于1949年发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莱维纳斯以俄、德文翻译身份应征入伍。1940年，他在汉纳被捕。几个月拘留之后，被遣往德国。由于穿着法军军服，受惠于日内瓦优待俘虏的条约，他免于死亡，被送往集中营服苦役，在森林里做苦工。但在这期间，他在繁重地劳动之余，仍然阅读了大量书籍，并且构思《从实存到实存者》一书的写作。莱维纳斯在集中营度过了整整五年时光。他的妻子留在法国，经过多人帮助才得以平安度过战争年代，而他留在立陶宛的亲人们则惨遭纳粹杀害，几乎无一幸免。战争带来的这一切，莱维纳斯永远难忘。他是在1945年回到巴黎的。

    战争后期及战后期间，是存在主义的时代:沙特周围有西蒙·德·波娃，梅洛·庞蒂等，在德国的囚禁使莱维纳斯没有涉足这个圈子，也没有机会在沙特的《存在与虚无》发表之时阅读这部法国存在主义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代表巨著。也只是在战后，他才重新发表著作。1947年，他发表了《从实存到实存者》，在书的卷首，他以极其平静的口气解释了他与巴黎知识界的隔疏:在此收集的论文都始于战前，大部分都是在集中营里断续写成的。在此所以提到集中营，并非为了保证这些论文的研究深度，也不是为了获得宽容的权利，而是对本书之所以没有提及1940年到1945年间发表的那么多精彩哲学著作的原因做了解释。

    莱维纳斯与沙特的关系，这里还想再说几句。莱维纳斯早在战前就在有神论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家中见过沙特。后来在耶路撒冷大学授予沙特名誉博士称号大会上会过面。最后是在沙特逝世前不久，莱维纳斯去过沙特的住所，谈论一篇即将在《现代》（lestempsmodernes）杂志发表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文章。莱维纳斯对沙特始终怀有敬意，欣赏他的天才，他的活力，他的深刻思想和参与的勇气。不过，这两位哲学家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沙特是介入的哲学家，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而莱维纳斯相比之下应该说是位纯粹的学者。不妨提及一件有趣的小事:1964年，沙特被授予诺贝尔奖，但他拒绝了。莱维纳斯这时写了一封信给沙特，信中说由于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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