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社会上一些不好的现象。
当时李谦没当回事,因为从想要干导演这一行开始,李谦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
对他来说,拍电影只是因为从小就有无数影视剧的记忆刻在脑子里,看的多了,喜欢上了电影,想要把它们搬出来,让观众看到。
拍观众喜欢的电影,让观众为电影叫好的同时,也为自己叫好。
至于改变社会,传达什么精神,并没有这种奢求。
不过,过后再想想佟莉雅的话,借助自己的名气对社会有帮助,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哺。
毕竟,李谦的名气,来自于所有的观众们,没有他们的一张张票房的贡献,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也应该为社会做一点事情,能不能改变现状另说,最起码要去做了。
现实题材,不是齐玉昆在追访的乡村杀人案,不是那种个别社会底层的黑暗。
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每个人身边都见过的,无非是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罢了,这才是社会性的问题。
《我不是药神》,就进入了李谦的拍摄计划中。
这部电影李谦在脑海里回忆过很多遍了,病友的无奈,以及没有钱的痛苦,在电影里刻画的淋漓尽致,哪怕李谦身边没有人得过癌症,没有经历过没有钱看不起病的绝望,也一次又一次被感动。
虽然不知道这电影什么时候拍的,不过从徐征的形象,以及电影最后的细节就看得出来,应该是2018年之后拍的。
电影最后的字幕里,最后的日期就是2018年,根据字幕的信息可以知道。
2018年格列宁,也就是现实中的格列卫在19个省市进入了医保范畴,并且国家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
此前2015年的时候,国家已经在开始制定医药品改革方案。
之前李谦想的是15年左右把电影拍出来,正好那时候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医药品改革了,如果电影的出现,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反响,能够有推动作用,把这个时间加快一点,哪怕只有一年,也足够了,足以拯救很多人的生命、家庭。
李谦就一直想这个事,也在网上查找了很多资料,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其实国内已经有一部分人在吃印渡格列卫了,有些人就专门做代购的。
并且,根据法律,销售假药只要不对人造成危害,并不犯法。
不过这些细节不是问题,男主角的行为,应该可以构成走私罪。
这个东西还得去咨询专业的律师,到底算不算走私。
不过,最大的发现不是这个,而是李谦这半个月里,看过太多的白血病人的状况了,看的人压抑。
从四五岁小孩和六七十岁老人,男女都有,一个个家庭被拖垮,一个个孩子被抛弃。
知道的越多,越难受。
既然要拍,何必要等到14年呢,李谦就决定,事不宜迟,今年就拍了。
不管政府态度如何,不管有没有用,李谦就是要拍。
这也是为什么,他突然那么高调的原因。
想要凭借一部电影,改变社会现状,无疑是难如登天。
唯一的可能,只有电影的影响力空前强大,让全社会所有不分职业、年龄、学历、阶层的人都知道这部电影,并且因它而感动、为之而发声,才有一丝可能。
虽然票房不是绝对的,但是没有票房就没有人看,没有人看,电影拍的再好,也形成不了社会现象,没有多大的影响力。
同一部电影,一亿票房和五亿票房的影响力是完全不同的。
而对现在的电影市场而言,要让一部电影达到史无前例的空前影响力,只有拿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之一了。
但是,明显不可能。
退而求其次,打破《阿凡达》的票房纪录,超过13亿票房,电影又足够打动人,绝对能造成整个社会的轰动。
至于之后,有没有用,政府看不看得到,李谦就无能为力了。
但是,他要做到自己能做的,也不辜负影迷们年复一年对他的支持,回馈社会。
高调是必须的,李谦也不怕引来反感和争议,有之前四部电影的成绩在这里,这些争议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能增加电影的话题就够了。
在家里这五天,李谦断绝了所有和外界的联系,重新在脑海里把电影过了几遍,结合如今的社会现状,差不多把整部电影理清了,也把电影的文学剧本写了出来。
写的很快,原版电影即便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李谦,都挑不出什么毛病,足够经典,而且这半个多月都在想这部电影呢。
《我不是药神》。
最后,为文学剧本封面写上了标题,李谦没有多耽搁,便出门了。
他得去见一见韩三坪,让韩三坪介绍自己去见一见光电的头头。
电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拍,给不给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