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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陈德元放出的消息还真挺靠谱,复课开学的事很快就成为了真正的事实。
1967年10月14日,成为了我国教育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国家中委、军委、国戊院与当时当权的“革命”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此前一年有余,因为“十年运动”的爆发,所有学校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而在这个通知发布以后,除了高考制度尚未恢复,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都陆续回到了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应该说,对于洪衍武能够上学这件事,家人和邻居们,那完全可以用“翘首以盼”来形容。无人不希望这小子能在学校改变性情,学会一些做人的道理。
只不过,大家的这种期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因为这个时候是教育史上最特殊的一个时期,所以实际上,学校已经变得和大多数人想象中不太一样了。
首先要知道,这次复课的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把整天在社会上“打漂儿”的那些孩子收拢回来。
因为在这个时期,社会上有许多狗屁倒灶的事儿,都是由这帮“浪在社会上”的孩子们惹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治安情况。若再不加以整顿,恐怕还会越演越烈。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孩子们不安分。人一闲着,自然就要“生簧”。(土话,生事,惹是生非的意思。)像这些精力最为旺盛的半大小子,又哪儿能踏实在家呆着?家里待不住,可不得奔大街野跑撒欢儿,滋点儿事儿,寻找点儿刺激吗?
所幸停课的时间尚短,这帮孩子们也还没彻底“挣断缰绳”,因此在学校和家长的共同要求和监督下,大多数的孩子还是按时回到了学校。
不过,由于这时候文化已经不值钱了,孩子们归校之后,学校自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走错误的“白专路线”(白专是特殊时期的特定名词,专指只知道埋头钻研业务和学业,但不重视政治学习的行为),所以上边就提出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于是乎,上学在当时主要任务就变成“闹革命”了。
既然是“闹革命”,上学也就不是发愁的事儿了。您即便是几门功课不及格的“蹲班生”,也照样能接荐儿把这学给上喽。大拨儿轰嘛,根本就没考试这一说。因为来上学,学的不是文化,而是如何“革命”。
总的来说,京城所有中小学校的课目设置从形式到内容,都被一改到底。
原教材因为被指责为“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全部废弃不用了。当局匆忙印制了一批临时的紧贴现实政治的教材。不过,在当时全国学校极力压缩学习时间的普遍情况下,即使是这些简了又简的教材,仍然没有在规范的课时内确保完成,彻底显示出了“革命化”的冲击力度。
而经此一变,学校已经不可能守得住多少学习的本分了。除了简单认认字,平日里学生们干的最多的事,就是开会、听广播、念大字报、出黑板报,有时还要根据社会形势参观展览、拉练、学工、学农。如此自可以想象的到,这一代学生的文化水平究竟如何了。
若干年后,当有人评论这时期的学生时,还有人说他们的文化水平是最低的,同时在学校里也是最能闹腾的。但这些人恰恰忘了一点,这些孩子们当年原本响应的就是“闹革命”的号召。
“闹革命”嘛。您说,这还能不闹吗?
除了以上这一条,学校里最大的变化还有师生关系。在这个年头,学生们可一点不怕老师。
因为尽管停课期间的抄检、串联、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等“革命”活动以及因此带来的喧闹劲儿已经过去,但这场运动的冲击波并未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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