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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想要出版还需要一段时间,林子轩准备先出版一套苏俄丛书。
这套苏俄丛书以扎米亚京的小说为主,也包括其他俄国作家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等人的小说和诗歌。
较为全面的展现俄国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文学作品,让中国读者更为深入的了解苏联。
其中主推的就是扎米亚京的《我们》,林子轩为《我们》的中文版写了序言。
他以为在中国有太多赞颂苏俄的报道,导致中国青年不能正确的认识苏联国内的真实状况,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要泼一盆冷水,让青年从狂热中清醒过来。
苏联并非是一个理想的国度。
他用高尔基作为例子。
由于高尔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青年往往把高尔基作为苏联革命文学的代表,他们以为高尔基是苏联革命的坚定拥护者。
其实,那只是苏联的宣传而已。
高尔基的确拥护苏联革命,但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看到了革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于是,他在《新生活报》上对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和批判。
“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是小市民动物性的大释放,下一步它将会转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为时不远了。”
“布尔什维克断送了、淘空了、毁坏了祖国,把俄国作为一个疯狂的大试验场。把人民变成他们革命梦想的试验品。”
“你们谩骂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的,我从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
这些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文章结集出版,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
这本书在苏联被禁了70年。直到1988年才得以重新出版。
这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高尔基。
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文坛的地位,以及和列宁的友谊,恐怕早就被驱逐出境了。
列宁对高尔基很爱护,每次莫斯科布置大逮捕行动时,列宁都会把高尔基打发到外地去,免得高尔基在莫斯科闹事。弄得大家不好收场。
1921年,不满意苏联的高尔基又一次离国出走,苏联对外宣称高尔基是到国外养病。
高尔基先在德国,后来长住意大利,这一住就是七年时间。
列宁去世后的1924年,高尔基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我不回俄国。我觉得我在俄国扮演了四面树敌的角色。”
这可以说是高尔基人生的分水岭。
如果他在国外继续坚持他的维护正义、伸张人性、抗议强权的立场,仍不失为一位有良知的文学家,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
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写的那样,高尔基性格上较为软弱。
高尔基在意大利过的并不好,由于曾经支持苏联革命,他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他的厨师就是意大利警察局派的人。
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转变立场,表达出想要回国的意愿。
高尔基在苏俄国内和国际文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连斯大林都承认无法估量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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